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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陈坪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从事人文学科研究。A型血,思维具有内省力而生性散漫超脱,渴望我行我素、不受俗见的约束。喜欢与有生活情趣的真性情人坦诚相处。持人生大于职业的偏见,故能认真投入地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遇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很容易就自满自足的庸人愚者,避之唯恐不速。讨厌为人处世中的装腔作势和一本正经,尤其厌恶热衷于攀援权势、争名逐利的市侩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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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总结  

2013-11-06 15:44:59|  分类: 散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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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总结 - 陈坪 - 太原陈坪的博客
 

 

 

 

 

作者:陈坪

注:此文已收入《山西文学批评家自述》(三晋出版社2013年10月版)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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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曾在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西欧文学,因此有不少这方面的藏书。在我印象中,这些藏书里似乎没有一本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从八、九岁时起,我就喜欢偷偷地在她的书架上翻书了。像《十日谈》《神曲》《浮士德》和《高老头》这类汉译本的名著,里面都配有来自原版的精美插图。那个年龄的我,受到这些插图的吸引,开始作随心所欲的浏览。这种浏览完全受好奇心的支配,翻到哪页算哪页,只要文句能引起我的注意,就会不假思索地读下去。只是这种行为不被鼓励,一旦被母亲发现,就会受到制止,说小孩子没有辨别能力,不要去乱翻。在那个只能订阅《小朋友》和《儿童时代》的年代,这些配有精美插图的外国文学书籍,提供了一种与一般家庭不一样的另类的文化氛围,让我朦胧地意识到,在类同的社会大环境中,还存在着另一个不被肯定的、完全不同的世界。 

 “文革”初起时,我才对阅读产生了真正的兴趣。但那时,读书已成为一件带有很大风险的事。不久,红卫兵的抄家行动让高校的教师们感到了恐慌。为安全起见,母亲把她的专业书籍从书架上撤下来,装钉进一只很大的矩形木箱,放在家中的一个角落里。箱子四周糊了报纸,看着像个大大的台面,上面堆置着两三只皮箱。

 父母不在家时,我也动过偷出一两本书来看的念头。可是发现箱子钉得很牢,根本无法下手。直到我的一个书痴舅舅跟随红卫兵的“串联潮”从重庆来到太原,想在母亲这儿过书瘾时,情况才起了变化。他得知那么多书封在木箱里,连声说可惜,一再劝说母亲对他施行“特赦”。最终母亲妥协了,允许舅舅撬开箱子的侧板取书来读。他十多天的所谓“串联活动”就在这样的阅读中打发掉了。舅舅走了以后,那只木箱再也没有像以前钉得那么牢,只是照原来的钉眼虚虚地钉好。禁虽未开,却给了我以可趁之机。父母亲出门时,只要我估计时间还来得及,就赶快行动,撬开抽出一两本书,然后原样掩上。悄悄看完后伺机再换,做得尽量不留痕迹。待母亲有所觉察,“文革”已进入后期,怀疑主义情绪开始蔓延起来,正统思想不再像过去那样令人敬畏,母亲也就默许了。就这样,我生吞活剥地看了一些西方古典名著,知道了不少以革命的名义被禁止的事情。

  书读得杂了、多了,对个人理解和分析能力的提高还是有帮助的,特别是在一般人都不读书和基本无书可读的环境中。记得当时高中的语文课本里收有鲁迅的短篇小说《药》。在讲到夏瑜向牢头红眼睛阿义宣讲反清革命道理后被阿义搧了两耳光时,语文老师向全班提问:前者为什么要对后者说“可怜可怜”?没有同学应答。老师连点了包括语文课代表在内的几位班干部的名,他们也答不上来。我觉得这个问题没那么难答,便举手说:是感到阿义太愚昧、不觉悟,死心塌地做统治阶级的狗;语气中怀着极度的怜悯。老师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当时的社会百业凋零,认为知识、尤其是数理化这类知识派不上用场的“学习无用论”也影响着人们的思想。相反,具有体育、文艺方面一技之长的人在就业上的优势倒是时有耳闻。在这种背景下,身处大学校园的环境,很容易形成培养特长爱好的风气。耳濡目染的结果,也许还有一点来自于母亲藏书中外国插图潜移默化的诱导,使我在读高中期间狂热地迷上了绘画,并很快就成为山大附中美术组的成员。我的人物速写用线干净流畅,形象生动,受到美术组老师的好评。这期间我还拜山西大学艺术系的老师为师,在石膏和静物的素描上花费了很多时间,习作也得到了导师的充分肯定。这对我以后一定要以绘画为生的想法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1974年我高中毕业,看不到人生的前景,唯一的出路就是响应号召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中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我与几个山西大学的子弟一起,带上自己的行李,来到山西境内的娄烦县城关公社插队。临行前我想带些书去读。父母坚决不同意,都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是集体插队,带这些书不好。想想也是,我家庭出身不好,万一让人发现就不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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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白天战天斗地,晚上不是去大队部学习报纸听训话就是呆在屋里聊天吹口琴,偶尔也与伙伴们去地里偷点儿瓜菜改善一下伙食,倒也不觉怎么难熬。后来我改作单插,生活的严酷性就显现出来了。要自己烧火做饭不说,更苦闷的是,晚饭后至睡觉前的寂寞不好打发。那时我对画画很着迷,又想系统地学点儿艺术理论知识,来填充一下空虚的头脑,于是写信要求父母寄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艺术史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三联书店1961年10月第一版,上下卷,陆梅林等译)。父母觉得这书没问题,很快就寄来了。这两册书陪着我度过了许多无聊的夜晚,我也自觉充实了不少。书中的观点今天看来不免陈旧了些,但材料引证还算丰富,也是我最初接触到的较系统的文艺学启蒙教材。

 1976年底,太原钢铁公司到娄烦县招工,结束了我的农村插队生活。我被分配到太钢耐火材料厂;入厂后经过一两周的教育和思想培训,又被分配到成型车间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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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成型车间的劳动强度大,而生产条件却十分恶劣。首先是粉尘污染,其次是安全问题。出砖坯,最危险的活儿要数压砖,稍有不慎,就会被切掉手指或齐腕斩掉整只手。厂里因此类工伤而安排做二线工作的残疾员工并不少见。我对压砖的活儿始终心存畏惧,不敢接手,只安于往架子车上搬砖。搬砖是个苦力活儿,但至少安全。

 当1978年元旦的钟声敲响时,心情黯然的我正在上夜班,紧张而麻木地从“咣、咣”作响的压砖机台上往下搬着每块重达26斤的异型砖,对新的一年会给我带来什么感到非常茫然。1977年11月7日高考报名时我的想法还很简单:如学不成美术,最理想的前景就是想方设法到太钢中学去做一名美术教员。12月1日,我参加了山西大学美术专业的初考。当时太原市报这个专业的有8百多人,而名额只有8个。我母亲在这个学校的中文系教西欧文学已近20年,一向洁身自好;由于性格使然,凡拿不到桌面上的事情一概耻于去做。她简单地以为,既然是公开的考试,就要凭自己的真本事来考,录取应该会很公平。多年来指导我绘画的艺术系老师也是一介书生,认为我没问题能考上,却从未提醒我父母事前要去相关人员那里拜拜码头、“疏通”一下。就是这种错误的判断使我没能进入复试。
   这对我是一个重大打击。我着迷于绘画很久了,已走火入魔到认为不能以画画为生活着就没有了意义的地步我个人的部分习作可参见我35年前的绘画作品[置顶]为了忘却的纪念——我早年的绘画习作)。上高中时我的作品在学校的美术组里已小有名气,可偏偏就我一个人被淘汰出局!虽说除报美术专业以外,我还在家人的劝告下“附带”报了文科的选项,但美术专业初选就落榜的既成事实还是让我不敢对前景抱有太大的指望,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从1月中旬起,我就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开始了重新复习,准备6月份再考,同时也心存一点侥幸地等着高考文科方面的“初取通知”。
   1月18日,我们同一宿舍中参加高考的,除一人外,都接到了“初取通知”。整个耐火厂约有30人参考,初取8人。以我所在的车间人数最多,占了5名;这5名中就包括了我在内的3名进厂才一年多的工人。
   最终的录取通知是姗姗来迟的。在这些为等待而焦虑不安的日子里,戴着根本防不了粉尘的普通口罩搬运耐火砖,吸气不畅,整个胸廓憋得困痛,也加重了我心情的愁闷。

   当终于收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时,我是喜忧参半的:学不成美术,上个中文系也算聊以自慰了,却不料要去攻读历史,恐怕是高考命题作文没作好的缘故。说实话,读历史并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可是要离开工厂的环境,这恐怕是最好的结局了。
   入学后的最初两个月里,我的心情还是很难平静下来。先是在校图书馆碰到一个高中时曾一同在校美术组学画的女生,她的画相当幼稚,与我和另外几个画得好的男生不在一个档次上,现在却成了艺术系的新生。她主动与我打招呼,并问我现在在哪儿。而后她不无感慨地说:其实你画得挺好的。搞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随后就是被录取的艺术系美术专业的一帮学生在了解我底细的同学的介绍下,分批分拨地到我家中来观摩我的素描习作——我也到艺术系的画室看过,那些墙上挂着的静物和石膏像写生,已是他们的第4、5张作业了,还没能达到我3年前的水平。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
   面对现实以适应新的学习生活,需要一个自我心理调整的过程。我知道,再大的痛苦也会被时间治愈。当我终于慢慢从失落的心境中走出来后,也就慢慢与原先那些绘画伙伴断了联系。

  但实话实说,历史专业方面的阅读我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始终没有热爱过。我发现自己喜欢读的书还是与文学艺术类有关。受着原有的美术爱好的影响,课外时间,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阅读《罗丹艺术论》《印象画派史》一类的艺术论或艺术史的著述,同时也涉猎了不少西方哲学与美学方面的书籍。在文学趣味上,受母亲藏书的影响,我更喜欢的还是外国作家的作品——严格地说是翻译成汉语的外国作家的作品。在大学四年中,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阅读了更多的现当代西方小说。

 如前所述,我的文学趣味打小是从阅读翻译作品中培养起来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无论现代还是当代的,我都看得很少,感到由衷喜欢的更是少之又少。也许是习惯了翻译家笔下经过了反复推敲而显得炉火纯青的文学语言吧,回过头来再读中国小说,我会觉得粗糙和缺少韵味,常有读不下去的感觉。但因为缺乏自信,这种感觉我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我了解世俗的看法:一般人都认为翻译语言是不自然的,是本身不从事创造性写作的人依据他人的文本“再造”出来的;只有那些不受翻译文字影响的写作,才是有生命表现力的语言。直到十几年后,我有幸读到了王小波谈翻译文学对他的影响的《我的师承》与《关于文体》两篇文章,才感到对文学语言的敏感是完全可以建立在对优秀译书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的。王小波在文中坦言自己推崇的文字境界正是由老一代翻译家所创造;他的师承不是中国现当代的作家,而是如查良铮、王道乾、傳雷和汝龙为代表的老一代翻译家。他认为,优秀的前辈翻译家已经创造出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对此我深以为然。

 我的文字处女作是一篇题为《对巴尔扎克雕像的浅见》的论文。说它是我的“文字处女作”而不是文学批评的处女作,是因其内容涉及到的不是对作家与作品、而是对艺术家及其创作的理解,尽管雕像的主人公是一位作家。这篇论文写于大学三年级,发表在1980年第4期的《山西大学学报》上,是针对一位教授艺术理论的山西大学艺术系教师在1979年学报上登载的一篇文章而作的。该教师在论述形象思维在造型艺术创作中的运用时,对罗丹作品作了政治标签式的解释。我对此提出批评,并通过对雕像的具体分析,揭示了它的深刻涵义。我认为罗丹的作品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巴尔扎克经历的创作狂热和苦痛,是对《人间喜剧》的创造者在艺术道路上不断顽强奋斗的献身精神的颂歌,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罗丹通过巴尔扎克沉醉在创作的迷狂忘我状态中的一瞬,深刻揭示出后者被遮蔽在天才光芒下难以想见的全部劳苦和他对理想不懈的追求,艺术地再现了作家的创作生涯和性格。

 当时的学报主编可能是碍于我母亲的面子,尽管答应了刊用,却只给我的文章一个仅能容纳三千字的预留空间。由于批评的是艺术系的任课教师,秉承了主编意旨的责编,对我也是百般地挑剔和刁难。我的论文原有一个副标题,表明是与那个专讲艺术理论的教师“商榷”的,但“商榷”这个词不能用,非要给我改成向该教师“请教”不可。被认为是对师道尊严有所冒犯的词语一概被要求删掉。此外,我绞尽脑汁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减少字数而又不影响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准确性?为了字数不超出规定,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着各种表达方式,为挤掉水分、找出可以删掉的一句话或者哪怕是一个字而费尽了心思;有些地方我真恨不能用文言文来表述。结果在最后的校样上,我成功地将精炼到极致的文章完全按预留的页面镶嵌了进去。但即便如此,发表时还是不免遭删的命运。看到自己的文章中那些被不负责任的切割、删除而毁掉了其完整性的句子,我精神上蒙受的屈辱可想而知。尽管如此,这篇短小的论文总算是我的思考感受头一次变成铅字,也是对我的艺术感受力与独立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次检验。虽然在这篇论文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付出的心血并未受到尊重,但养成了我对自己的文字负责的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

 我对文学评论的初次尝试始于上大学的第4年。1981年,《名作欣赏》约请我母亲撰写拉美作家奥·基罗加的短篇小说《儿子》的赏析文章。我在母亲的书桌上看到翻译稿后很感兴趣,就将自己的读后感讲给母亲听。母亲听完觉得我的理解比她的更独到,就鼓励我试着写写看,说你要写得好我就不用写了,用你的。结果,我写出来的稿子母亲很满意,觉得一个字都不用删改就能采用。可怎么跟编辑说呢?说擅自让根本没写过文学评论的学历史的儿子写刊物委托自己评论的外国作家所写的小说《儿子》,编辑能信得过?又会怎么想呢?母亲是不愿意冒用我的文章的。她知道我学画时采用过“黄坪”的笔名,就对刊物的编辑说,文章已写出来了,她想用一个笔名来发表。文章是无可挑剔的,用笔名那是文化人的癖好。对此编辑一点都没生疑。于是,这篇题为《无声的悲歌》的小说艺术分析文章,便一字未删地刊发在1982年第2期的《名作欣赏》上了。这也是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评论处女作。有了上一次文章被粗暴删节的经历,我从这件事情上悟出一个道理:作者的文字要受到尊重,需要有一定的名气,即使他写得无可挑剔。

 临近大学毕业,我开始为择业而烦恼。

 我是可以选择留校当老师的。我交的毕业论文是一篇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辩解的文章。此文引起了一位教古代思想史老师的注意。他为此还特地约我到他家中详谈了一次,说我有哲学思辨的潜能,历史系正缺这方面的人才,希望我能考虑留下来作古代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可我自小就在山西大学校园里长大,大学教育也在这里完成,所以有一种呆腻了的感觉,内心很渴望能换一个环境去工作和生活。我之所以在白马非马论上矫情,也只是心血来潮,为完成作业而打发一下闲置的心智能力罢了,并不表示我对古代思想史有真正的兴趣。一想起我将要终生做这方面的教学工作并静心研究这种枯燥冷寂的学问我就感到绝望。于是我谢绝了这位老师的好意。

 放弃了留校,一般的出路无非是去中学教书或当公务员(当时还没这个叫法)。这都不是我所愿意的。说实话,我能干什么,要去哪里,连我自己都很茫然。

 1982年2月,通过山药蛋派老作家胡正先生的关系,我被分配到了太原日报。我先是在工交组呆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调到了文教组,跟着老记者实习,学着写教育和体育类的短新闻和专题报道,间或也为太原日报副刊写一些用真名或笔名发表的篇幅短小的小说评论和影视评论。太原日报由四开四版小报改为对开四版的大报后,文教组改名为专版部。我负责《双塔》文学评论版的组稿和编辑工作,因此也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本地的创作与评论圈子。

 为了使改大报后的太原日报能引人注目,时任专版部主任的阴通三非常看重改大报头一期的“双塔副刊”稿件的分量,多次开会督促大家献计献策。我也感到很大的压力。恰好在此时,我读到了湖南作家叶蔚林发表在《人民文学》1983年3月号上的短篇小说《遍地月光》,产生了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不久前曾在哪位作家的作品中读到过这样的情节和细节描写呢?好象是蒲宁。我在自己的书架上找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由赵洵翻译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故园》。一查,果不其然,叶蔚林的《遍地月光》就脱胎于被这个集子收入的短篇小说《通宵晚霞》。我把这个发现告诉阴通三,他非常兴奋,说这才是重磅炸弹。部里的同事也都知道了这件事。爱写评论文章的张厚余尤其感兴趣,从我这里借去了《故园》作了认真的对照阅读,读后也是兴奋异常。他催我赶紧写出来。我说你这么有感慨,不妨就由你来写吧。张厚余道:那算是咱们俩合作。1984年4月1日,这篇由张厚余执笔、他与我共同署名的揭露叶蔚林抄袭的批评文章《“月光”、“晚霞”何其相似》登载在改大报后的头一期太原日报上。事隔不久,我又收到了署名“张南枝”的揭发叶蔚林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的风景描写抄袭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中篇小说《草原》的批评稿件:《这算是独特的风景描写吗?》。这篇稿子经过我对两部作品的比照查证,又补充了两处被遗漏的、足可证明是明显抄袭的引文后在1984年5月10日的太原日报上推出。这两篇揭露文坛抄袭的文章后经《文学报》等多家媒体转载,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当时,《双塔》无论从稿源上、还是体裁上和内容上都远不及今天这样丰富。要办好《双塔》,也只能在文学评论上下工夫了;这就逼得我必须经常主动找米下锅,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对我这样不善交际、时常要为稿源发愁的人来说,要不断引起公众的注意并非易事,且不说这占去了我大量的精力,静心阅读的心境也涣散掉了。时间一长,副刊编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忙碌工作就使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焦虑。扪心自问,我很难为自己编辑的一块版面而感到充分的满足,却对自己逐渐滋生的空心化状态日益感到恐慌。我这个人生性不识时务,缺乏顺竿子向上爬的野心,总还异想天开能置身局外、安安静静读几年书,作些无用而有趣的沉思冥想。内心的声音告诉我,是重新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1985年春季的一天,当我把想离开报社、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工作的想法告诉阴通三时,他表示非常理解,但同时也为我感到遗憾,说报社的领导层对我编辑的《双塔》评论版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准备“培养”我。太原日报社的陶厚敏副总编得知我要调走,非常生气,在他的办公室里一脸冰霜地接待了我。他是直筒子性格,径直就说我有病,说我的行为不可理喻。他说我们是把你作为重点对象来培养的;前不久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青岛召开优秀新闻工作者表彰会,太原日报只有两个指标,有很多老同志对报社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要轮也轮不到你去!是我在编委会上冒着很大的阻力推荐了你(另一位是较年长的、工作十分辛苦的校对组组长)。他说没料到我竟然从青岛回来后没一个月就提出要调走!他厉声质问我: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说看,你对得起我吗?!搞得我很下不来台,只好一个劲儿地赔不是,说辜负了领导对我的栽培。

 1985年7月9日,我正式调到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与报社的繁忙相比,这里是一个能安下心来不受打扰地读书、思考与写作的地方。

 我进省社科院后的批评写作,始于第二年连续发表的《论〈孤岛〉》、《超越灵肉冲突》和《文学在告别天真》三篇长文。这些文字集中体现了我思维的内省力和较强的理论思辨色彩。

 迄今为止,除了作家作品的研究外,我还写有《自我追问的阙如》、《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论乡土小说与农村题材小说的不同》、《“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等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论文;在文化批评方面,我的主要论文有:《“知识分子”质疑》、《我看王小波》、《怎样的“鲁迅精神”》和《“媚俗”的辨析》等;我还另有一些涉及到艺术理论、艺术欣赏和哲学人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如《关于感觉与艺术的对话》、《为“人”塑像的大师——观罗丹艺术大展有感》、《为人文学科一辩》与《认知界限的哲学思考》等;出过三本论文集:《沙痕》、《敞开的窗口》与《思考与言说》。

 平心而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生态环境还算比较正常。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历届的院领导并不热衷于搞计划学术,也不过分强调学术要为现实服务,对权力管治那一套无病态的嗜好,管理上是相对宽松的。这里不是行政部门,研究人员很少受与研究无关的大小会议的烦扰,更无须身心俱疲地仓促制造所谓量化了的却多半是无法兑现的科研年度计划或跨年度计划,也不用频繁地填报各类形式主义的统计表与应付阶段式的检查和年终的工作汇报。每年打算干什么和最终干了什么只需据实秉报即可,很简单。所以这里的工作虽然有压力却基本上不觉得压抑。能静下心来,思想便可不受现实的羁绊自由地遨游。我的批评写作都是在这种基本平静的氛围中完成的。

 如今,这种氛围正在被改变。

 英语语法中有一个“时”(TENSE)的范畴,用来表示时间区别的动词形式。可惜汉语的表达中却没有这种讲究。我只想说,往日环境的平静和心态的从容已经或正在成为“过去时”(PAST TENSE),大家都在疲于应付和穷忙。

 

                                                               

 

  虽说职业的规定就是做文学研究,但我向来把对当下的文学现象作跟进式的追踪考查并及时地进行解读的工作视为畏途。这恐怕与个性和体质方面的原因有关。

 自我审视一下,我是一个需要不时地跳出具体的立脚点来审视自己的人。我是游离的,不能完全投入的,做不到完全与自身、以及所处的具体情境合二而一。这种谈不上很积极的人生态度是性格使然。朱光潜在当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把世间人分为两类,一类是热衷于在生活中演戏的,一类是置身台下看戏的。我属于后者。我又是一个以“我”为主的人,从不想因职责所在的考虑而勉强自己。在我心里,是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位置的,除非它来自一个人内在的自发的需要。由于缺乏明确的服务意识和献身精神,我个人更愿意从兴趣而不是从责任感和使命感出发来面对写作。也只有那些真能与我的个人体验、思考和感觉产生碰撞、唤起我发自内心回应欲望的文学现象,才会激发我的动笔冲动和热情。对我而言,所有的外在压力,如果不能在内心转换为动力,就很难鼓起写的心劲儿。如果责任的要求与兴趣正相吻合那当然最好。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关心的还是写作能否自我完成,能否无遮蔽地表达自己。因为我深知,在这个已经商业化的社会里,一个人写下来的文字只要能充分证明写作者内在的自我,令自己满意,其他的一切都应处之泰然。至于写完能不能发表和最后发表在哪儿,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就愈加想得通、看得开,能淡漠于心了。

 我不是出产率高的类型。不知道这与个人体质存在着多大的关联。反正我的文章不是一气呵成的,而是反复修改的结果。我深知自己的限度,所以对写得又快又多不抱指望。我认为,精神生产与要求一次性完成的体操与滑冰类的体育表演不同,前者是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的。对此,我会拿别林斯基的这句话来安慰自己:“精神的发展过程往往是不美的,不过这种过程的结果却总是美的。”对产量不多我还有一点“偏执”的认识:人时不时就需要一段什么也不干的时间清静清静,超然物外地读读书或作些沉思默想,以便在精神上充实、调整一下自己,这样可以避免由于可怜的一点点表现欲去连篇累牍地制造平庸乏味的文字垃圾。我常常提醒自己,要与身外之物保持距离,要尽可能地从容和淡定。

 这种心态,其实是与我对文学批评及文学进程的认识分不开的。我早就意识到,在日趋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文学批评已不是与他人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最得力的写作体裁了。与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相比,进入90年代后,随着读者对作品评论的关注越来越少,批评从业者的心态势必也产生着变化。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有何深层原因?对此我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思考。

 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存在决定意识。任何文学形式的繁荣和衰落也同样如此,都应该能从其所处的时代土壤及其精神氛围中得到阐释和说明。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度转型,文学批评的黄金时代已经风光难再。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批评界自身的道德操守问题还是受到了更为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的制约?2008年发表的《文学批评何以会“精神涣散”和“小圈子化”》一文,是我对这一问题给出的最终解答。我认为,面对当前文学批评不景气的状况,须有超出从文学批评内部和批评家个人道德操守上寻找原因的思维定势的精神视野才能理解。此文本着严肃的学术态度来探讨造成文学批评疲软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对促成批评今天的现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建立在宏观哲学和历史眼光审视下的研究视域。因为从学术立场看,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远比我们主观上希望它怎样发生、应该如何要重要得多。只有无遮蔽地求索真相,才可能使批评界直面自身的困境,从而去回应时代的挑战和找出艰难的前行之路。

 在2011年发表的论文《“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中,我认为,“重新寻找和构建明确的社会改造目标与不再执著于、也没有了这种目标”是“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得以区分的重要标志。这种区分,正好对应于“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论划分。中国跨入21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没有值得一提的文学现象与思潮出现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文学的进程与文学批评的命运是同步的。

 因此,我并不认为文学及其研究是比从事其它社会工作更为神圣的事业。面对需要表明肩头仿佛额外承担了什么、自圣激情溢于言表的场面,我会有不自在的感觉,并为那些自信满满、有着奉天承运优越感的人物感到难堪。《“知识分子”质疑》、《话说学者心态》、《读解周国平》、《我看王小波》和《“媚俗”的辨析》等文化批评类的文章,其实都是我为这类太把自己当回事的人发出的嘘声或喝的倒彩。

 自上世纪90年代始,我还写过一些包括了随笔、杂感和书评在内的难以明确归类的文章。我对这类写作同样认真。我也从不认为,文章的价值是由它的类别和形式所决定。

 谈到个人对文学批评观的理解,我想从弗洛姆的一个观点说起。

 任何经验要想被我们察觉到,就必须是头脑中的范畴所能容纳的。在人类社会中,有些范畴具有普适性而有些则并非如此。还有一些范畴是随不同的社会文化而有所不同的。我们知道,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及其概念范畴。简单地说,这种由特定的语言、逻辑和禁忌所决定的系统就像一个过滤器,决定了其社会成员能察觉到什么内容和以怎样的方式去察觉。按弗洛姆的说法,任何社会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稳定,“都会排除某些思想和情感,使它的社会分子不去思考、感受和表达它们。有些事情不但是不可以去做,而且甚至不可以去想”。这就是“禁忌”。一旦禁忌能从外在的威慑力成功地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律性要求,该社会就算是塑造出了它所需要的理想的“社会性格”。由此看来,在现实的生存领域中,人的感觉往往会不自觉地受到种种制约和操控,是有限的和不自由的。这种感觉难以觉察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真正关系。

 但文学所表现的世界,总是要从正面展示出或从反面暗示着人获得解放的无限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与人的独立思考、幸福与美好感受相关联的“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马克思语)却不被社会规范及统治秩序所允许。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艺术中,肯定文化展示出被忘却的真理,而这种真理在现实生活中却被‘现实主义’所战胜。”马尔库塞言及的 “肯定文化”,指的正是那种推崇灵魂与精神自由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看来,“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目的,就是一个自由人和理性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展示和完善他所有的潜能。”而弗洛姆却告诉我们,人的这种潜能,在特定社会中是要受到压抑的。马尔库塞认为,艺术要展示的正是被现实逻辑压制的真理,它就是“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所以很自然,应该站在这种理解高度来定位文学批评的使命:即超越“由特定的语言、逻辑和禁忌所决定的价值系统”的干扰,做无遮蔽的思考,去发现作品的内在结构和隐藏的意义,从而对“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形成颠覆。是在预先“给定”的种种世俗观念规范中与“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所容许的封闭圈子内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还是超越其上的“发现”,就成为衡量庸常批评与真批评的试金石。

 因此,我不能认同那种不问有无独到的见解和感受、只是迫于职业的需要和压力去写作的观点。与写作的数量相比,我更看重写作的质量。不敢说自己这方面做得有多好,但戴着镣铐跳舞,充分表达自我,尽量不扭曲自己是我在批评上的一贯追求。

 在写作的赛场中,我是一个散漫的选手;明知道好些想法和不入流的思考都不见容于纸质传媒,因而写作的热情向来都不怎么高。尤其是发现用心写出来的东西送到编辑那里,最令自己满意的部分往往会遭到大段的删除,就意识到太当真的无聊。好在我对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有些与众不同的想法。我认为人本身是一个生命能量的贮藏体,其充沛的体能、热情和才智需要通过某种渠道被使用而得以打发出去。找到此渠道后,会有一种内在的充实感告诉你,人生是值得过的。比如登山攀岩者、独帆横渡大西洋者、徒步穿越死亡禁区者及人类体能、意志力和勇气之极限的各种挑战者,都找到了这种渠道。当然,这种渠道也存在于包括各种复杂技艺在内的、广泛涉及到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具有相当难度需要克服甚至去征服的广大实践领域之中。人类因受不同兴趣的驱使而投身于其中的各项活动之间并不存在等级高下之分。有些人自命不凡,偏以为自己从事的活动独一无二、最有价值,无非是一厢情愿的盲目自我陶醉而已。人在实践活动领域有限的条件下为避免自我放弃又总得为个人的生命、智慧和创造力寻觅一条出路才是。所以我常用加缪说过的一段话自勉:“促使人去劳动和行动的一切思想都利用了希望。这样,唯有无效的思想才是真正不欺骗的思想。”因为唯有那不承担外在功利目的的荒谬的活动本身才是真正值得穷尽的。正如西西弗推动巨石上山的行动本身就足以确证自己、充实人心一样,人在写作本身的创造性过程中也可以获得一种美好的心理状态,找到人生赖以支撑的动力。追求自我穷尽和穷尽既定的一切,这就是人要独自承担的命运,而且也“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很自然的,评论写作于我,就成了一种自己对自己提出问题、又试图自己给出一套回答的精神自娱活动。

 或许有人认为我的态度过于消极与悲观。但我就是我,无法重塑或改造。在我看来,批评的写作并非是明星的事业,它注定是孤独的。因此我从不指望它会对作家和读者产生很积极的影响。我觉得这种心态就很健康,而且能保持自己的骄傲。

 其实我也未见得有多么消极和悲观。当我有时出于无聊,翻阅这些由“过去的”我写下的文字时,往往会产生出一些陌生感和惊异感:我居然能写出这种东西来!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写出来的了。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我觉得这些文字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我想,一个人只要认真地思考和表达过,对自己有所交待,那又有什么可遗憾的?

                                                                                                     201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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