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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陈坪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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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人文学科研究。A型血,思维具有内省力而生性散漫超脱,渴望我行我素、不受俗见的约束。喜欢与有生活情趣的真性情人坦诚相处。持人生大于职业的偏见,故能认真投入地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遇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很容易就自满自足的庸人愚者,避之唯恐不速。讨厌为人处世中的装腔作势和一本正经,尤其厌恶热衷于攀援权势、争名逐利的市侩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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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沙漠化将是中国的一场灾难(转帖)  

2010-12-24 08:45:33|  分类: 文化批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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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

        下面所转访谈录中的红体字部分触及到了当前体制下学术管理行政化(愚蠢而弱智的外行领导内行)的绝症或死穴。

 江晓原先生在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中指出:


        
有些人其实并不想好好搞学科建设,或者也没有能力建设,但他可以规划出很好看的蓝图,希望通过这个能获得重视,给他现成的队伍和资金,就可以弄出成果来。表面上看似乎是那么回事,其实不然,首先要真正建立起一个学术单位来,搞好一个学术气氛,这种习惯做规划的环境让大家都只想做规划,填几十页长的表格,或者说怎么花精力去吹牛,而真正做实事的人就会受排斥。计划学术很容易鼓励吹牛,吹牛就是泡沫学术。

        北大法学院者龚刃韧在《用数量衡量学术是荒谬的》一文中曾写道:


         衡量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检验,而且只能由学术同行才能评价,有些人甚至要到盖棺才能定论。而真正的学术水平与发表论文的数量以及与是否发表在所谓“核心刊物”上毫无关系。20世纪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学问家王国维先生所发表的一些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就刊载在非正式出版的小刊物上。
    在学术自由和出版自由缺乏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强调“核心刊物”论文数量的后果就更加荒唐。去年《中外法学》主编梁根林教授就曾无奈地坦言:在2009年凡有关人权和宪政的“敏感”论文都无法刊载。目前在社会科学上仍有不少“禁区”。前不久大家发文怀念令人尊敬的已故孔繁荫先生,可是有谁能真正理解孔先生因“反右”运动长期遭受政治迫害之后的心灵创伤?然而,深入剖析“反右”运动的文章却是不大可能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

——————————————————

 

李德顺访谈录(节选)
作者:李德顺、王正

(全文见http://www.sinoss.net/2010/1219/29536.html


  文化沙漠化就是只有消费型文化,没有生产型文化


  问:您提出中国文化现在有一个“沙漠化”的危机。请问,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观察?

  李德顺:关于文化沙漠化这个问题,我们最初在1999年出版的《家园》一书中曾提到。当时是从历史上、学理上,以及现实情况的分析中,探讨我国文化发展上可能发生的问题。之所以提出文化沙漠化这个概念,主要是想发出一个预警。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观察到这样一些情况:封建迷信沉渣泛起,伪科学疯狂抢滩,消费文化畸型发育,文化创新机制遭受困扰,等等。由于这些迹象,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发生文化沙漠化的威胁。十余年后重提这个问题,就是觉得这个警告和忧虑,似乎不幸而言中了。

  问:您能谈谈文化沙漠化的具体表现吗?

  李德顺:文化沙漠化的迹象,目前主要体现为“三问”,即大家共同反映出来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问是“意识形态的危机感为何越来越重?”不久前人民论坛搞读者调查,结果发现“主流价值观边缘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人们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缺乏共识,而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却有被边缘化的趋势。这是一个文化生产内容的危机。

  第二问是“大学里的学术风气为何越来越糟?”近些年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等现象频频出现。学者们不研究问题,学生们不好好学习,大家都忙着挣钱、出名。这是一个文化生产形式的危机。

  第三问就是钱学森的“临终之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各学科的领军人物、杰出人才?这是一个文化生产效果的危机。

  问:从现象上我们基本可以把握文化沙漠化这个词了。请您从概念上来谈谈到底什么叫文化沙漠化。

  李德顺:文化沙漠化并不是没有文化,而是只有消费型文化,没有或缺少生产型文化。

  我认为,以全体人民为主体的社会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整体,不能搞主体分化,简单地划分高低雅俗。所以我一直反对分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更反对将大众文化和低俗文化、精英文化和雅文化等同。我主张从文化内在的过程和环节上,把它划分为生产型文化和消费型文化两种。生产型文化是指原创的、开拓性的、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文化活动及其成果;而直接用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属于享用、娱乐型的,因而是可以大量复制的文化,则是消费型文化。

        ……

  文化沙漠化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将是一场灾难

  问:文化沙漠化可能的危害是什么呢?

  李德顺:是人的精神生命力衰竭和精神生活退化。我想,如果人类的文化生活全都停留于急功近利、满足感性需求的层面,只能在原有水平上重复和自我复制的话,那么人类的精神生命恐怕就衰竭了,人类文明、人的精神面貌就会退化、野蛮化。

  刚才提到香港,因为与它的殖民地历史有关,而且它仅仅是很小的一个区域,所以尽管它的文化是消费型的,但只要它模仿的对象还在发展,那么它的文化还可以发展,问题就不大。但是,如果在一个很大的区域,其文化全都是复制性的、消费型的文化,而没有生产型的文化,那就会成为一场大灾难。比如整个中国,如果我们的文化是文化沙漠化的,是二手的、二流的,那么不仅对中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甚至对整个世界来说恐怕都是一场大灾难。

  问:文化沙漠化的原因何在?是消费型文化的过度繁荣吗?

  李德顺:我认为,文化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消费型文化的发展。......引发这个现象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就是文化发展的路径依赖问题。

  ……

  这种路径依赖的表现,可以分两方面来说。

  一是过于依赖行政权力来组织文化和发展文化。要知道,行政干预对于精神生产来说是不合适的。我有个比喻:科学研究是鸡下蛋,得肚子里有并让它按自己的规律去成熟,不能要求鸡按照别人指定的节奏和样式下蛋。也就是说,精神文化的生产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用计划性的行政干预来操作它。

  二是过于急功近利的导向。比如有关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过于重视文化方面的“政绩”,不仅会强化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而且也诱导研究工作去追逐眼前功利,使科研评价的标准扭曲。人们对科研成果的要求,往往是“能用就好,够用就成”,而不去贯彻科学研究中彻底性、理论化等目标。比如,现在很多学者都在获取课题、项目上计较,结果却既不发现问题,更不解决问题。

  上述两点是互相关联的。在急功近利的动机下采取行政化的操办,而不是支持和保证精神生产的自我发展。这好比瓜农种瓜,你希望培育出又大又甜的好瓜,但你不是着眼改善整块地的经营,而是只想挑选出几个瓜来,力保它们长得又大又甜,一切资源都为之倾斜。这种大瓜主义政策的结果,怎能不南辕北辙?

  要按照精神文化生产的规律办事

  问:您认为应当怎样应对,来解决文化沙漠化问题?

  李德顺:我们可以说一个方面,比如大家现在都希望出大师,但是太着急。其实研究个案对解决这个问题很有效。像马克思,我们不妨看一下:马克思是怎么能够写出《资本论》来的?除了历史机遇和个人天才之外,社会给他提供了什么?马克思如果像我们这样,整天被迫忙着写申请、作汇报、被考核、找关系……他能写出《资本论》来吗?再想一想:马克思劳苦过重,所以《资本论》未及完成,这又表明社会环境中欠缺了些什么?我想,如果国家、社会能给学者提供马克思需要的那些条件,并且把对马克思不利的那些条件统统给予改善,我们也许就可以坐等新时代的大师和经典成果出现了。

  归根到底就是要按照精神生产的规律办事。要用国家社会的资源,支持和保证精神生产活动的进行,让文化工作者能够自主地按照精神生产的规律去从事工作。而不是让他们心有旁骛,为别的焦虑。现在学者的焦虑很多,但为科研内容焦虑的很少。例如很多项目都有规定时限,重大项目也顶多给5年时间。而科研不仅需要时间成本,还要允许失败。对这些都要理解,而不能太着急。

  另外,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似乎造成了一条利益链条,如必须在核心或权威期刊发表文章,才能评职称、申请项目……学校和研究机构的管理体制也要求学者每年有“成果”,只重形式和数量,而鲜知质量……在这种条件下,学术共同体势必被分化、瓦解。利益链取代了科学规范体系,精神生产能力自然就会随之萎缩。

  ……

        来源:《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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