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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陈坪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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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人文学科研究。A型血,思维具有内省力而生性散漫超脱,渴望我行我素、不受俗见的约束。喜欢与有生活情趣的真性情人坦诚相处。持人生大于职业的偏见,故能认真投入地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遇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很容易就自满自足的庸人愚者,避之唯恐不速。讨厌为人处世中的装腔作势和一本正经,尤其厌恶热衷于攀援权势、争名逐利的市侩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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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解周国平  

2008-01-01 21:11:22|  分类: 作家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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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坪

 

    读周国平的文章与读其他读物不同,它能让你思考一些你以前无暇思考或思之不深、或懒得深究的问题。在他的文章里,没有一般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所热衷的多半是琐碎苍白的学术讨论和灰色概念的堆砌和推理;相反,他的独特个性,他对人生的独特感受和思考,他“对人生重大困境的洞察和直言不讳的揭示,以及他寻求解决途径的痛苦而又不折不挠的努力”,都使他的文章具有一种贴近感和打动人心的魅力。

    周国平与哲学的缘分,与他个人的经历和性格有关。他小时候因读到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一书中古希腊哲人的“著作残篇”而喜欢上哲学,尤其喜欢赫拉克利特的格言:“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我寻找过我自己”,“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这种早年的读书印象就铸成了他对哲学的基本看法:“相信哲学就是教人智慧,智慧就在于寻找自己,心中暗自把那些博学而从不寻找自己的人讥为‘美丽的猴子’。”(《哲学与随感录》)在周国平看来,哲学“不是公共事业,而是属于私人灵魂的事情”,它的根本使命是寻求人生的智慧。“当一个人的灵魂对于人生产生某些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求诸哲学。……我们之所以步入哲学,正因为它是一块清静的园地,在这里我们可以摆脱琐碎的日常事务,从容倾听自己灵魂的独白,并和别的灵魂对话。”而所谓哲学家,就是“一个出色的人生思考者”。与历史上那些创体系的哲学家相比,他更喜欢蒙田、帕斯卡尔、拉罗什福科、培根、叔本华和尼采这样一类特别重视人生真实感受的诗人哲学家。他认为,“本真意义上的哲学不是一门学术,也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个向一切探索人生真理的灵魂敞开的精神世界。……只要你思考人生,有所彻悟,你就已经在这个世界里悠闲漫游了。我自己也只想做这样一个闲人游客,并且恰如其分地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一种心灵的闲谈和游记。”(《哲学世界里的闲人》)

    周国平不赞成把哲学当作职业,即谋生的手段。他说“吃哲学饭无关乎灵魂,不过是社会上说空话最多挣钱最少的一个行当罢了。”(《哲学世界里的闲人》)他欣赏苏格拉底在法庭申辩时所说的话:“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认为哲学家应该是“一些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爱智慧甚于爱一切,包括甚于爱生命。”(《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周国平认为,“一个好的哲学家并不向人提供人生问题的现成答案,这种答案是没有的,毋宁说他是一个伟大的提问者,他自己受着某些根本性问题的苦苦折磨,全身心投入其中,不倦地寻找着答案,也启发我们去思考和探索他的问题。”(《哲学的魅力》)

    因此,周国平把“探索人生的意义,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视为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就极为自然了。为了认识自我,他看重闲暇沉思和内省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与其受“得活出个样儿来”的俗见摆布,不如在“得活出个味儿来”的人生追求中自得其乐。因为前者注重外在的“成功”,是让人看的,期望他人的认可、羡慕和评价,是与世俗流行观念趋同的“表演”;而后者注重内在的体验,是让自己“受用”的,侧重于生命的自我感受和情感上的自我满足,是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而自足的生活情怀和闲适之情。这种生活方式的乐趣,只能来源于对智慧的热爱。然而,爱智慧的一个必要前提是思维运作必须在无遮蔽的状态下展开,所以,为绝对探求的彻底性,周国平并不讳言死和人生根基的虚无,或者毋宁说,这种探求正因为总有这种背景的存在才显得焦灼和具有咄咄逼人的悲剧意味。这种真诚和勇气有悖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的古训,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可算是凤毛麟角。可以说,他在几乎所有文章中,都意在提醒读者自我的隐秘存在和生命的短暂、飘忽,强调注重生命真实的内在体验的重要性,以保持精神的自由,勿为过眼烟云的身外之物所惑而投入过多的精力和热情。

    对知识分子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周国平尤其看得深透。他在《探究存在之谜》一文中说:“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思考和写作的作家,其作品的动机和效果均系于那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一旦政治淡化,他们的写作生命就结束了。他们的优势在于敢写不允许写的东西,既然什么都允许写,他们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比较起来,立足于人生层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写作生命,因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们的一个心灵事实。他们的使命不是捍卫或推翻某种教义,而是探究存在之谜。”这也是周国平的作品更适于默默地阅读、沉思和回味,却永远不会成为被炒作的对象和时尚关注的焦点的原因所在。而这一点,恰好保证了他在读者中要比一时劫掠大众视听的所谓文化“精英”们具有更为广泛和持久的影响。

    作为真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当前热衷于名利的物欲世界的精神守望者,周国平希望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成为智者,而不是有更多的狂士想在芸芸众生中充当导师和领袖。在《救世和自救》中,他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宗教或道德型的文人和理智型的人文学者组成。他们中的前者主要表现为愤怒:或以正义的谴责乃至神圣的诅咒来警醒世人,以图寻回盛世;或以审判世人,用先知的口吻预言某种末日审判将临。他们中的后者主要表现为忧虑:“视这个世道为乱世,试图规划出某种救世方案,以重建精神生活的秩序,恢复或营造他们心目中的治世”。这二者的立场都是救世,区别就显得并不重要了。在人生态度上,周国平推崇的是另一类“比较个人化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这一类人“没有太直接的用世抱负,而是更加关注自己独立的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活动。他们对于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精神平庸化过程同样反感,但似乎不像前一类人那样有切肤之痛,如坐针毡,为之寝食不安。由于他们更多地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隔膜于或超脱于他们所反感的那种外部变化了。他们的反应主要不是愤怒或忧虑,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近乎宽容的淡漠和蔑视。属于这一类的大抵是一些真正迷于艺术的艺术家,真正迷于学术的学者,以及执著于人生和人类根本问题之思索的哲人智者”。在这类人看来,如今这个世道和别的世道并无什么不同,不过是又一个俗世罢了,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他们的人生选择,是出于自身最内在的精神需要和精神生活范围内的重大困惑,因此很难欺骗自己相信外部的变化真能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要做的又是他们今生今世最想做和不能不做的事,因而感到不论世道如何变化,对他们自己终归要独自面对的问题之解决是无济于事的。他们惟有采取自救的立场心灵才能感到充实和获得平静,惟有靠始终“与俗世保持距离,而把精神上的独立追求和自我完善视为人生在世的安身立命之本”才能有望找寻到一条生路。这也是他们面对外部世界心态总归是平静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好像肩上额外承担了什么、其自圣激情溢于言表的人,倒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摆脱了某种成全个人的隐秘欲望的支配。若不是内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又何至于如此激情澎湃地摆出一副殉难的悲剧面孔?对此,周国平质疑说:“尤其在现代,面对无信仰,一个人如何能怀有以信仰为前提的激情?其中包含着的矫情和媚俗是不言而喻的了。”(《探究存在之谜》)早在另一篇文章中。周国平也曾有针对性地感慨过:“我们历来缺少那种形而上和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只有社会伦理和社会政治意义上的信仰,不是寻求人生与某种永恒神圣本体的沟通,而是把人生与一定的社会理想联系起来。社会层次上的信仰不但不涉及、而且还限制了对人生终极根据的探究,掩盖了形而上层次上的信仰的欠缺。”(《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这对以思想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中国作家中,周国平代表着一种与一切潮流都保持某种距离的清醒态度。在我心目中,这种予人以深刻印象的作家似乎只有已故的王小波可以比拟。尽管二人的写作风格迥异,但崇尚灵魂的自由则一。我记得周国平在《自由的灵魂》一文中评价王小波时有这样一段意见,说王小波喜欢挖苦各种事和各种现象,乍看起来像有些玩世不恭。但王小波并非虚无主义者。尽管他不遗余力地抨击愚昧和专制,却不是一个科学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之捍卫科学和民主,并不是因为科学和民主有自足的价值。在他心目中,世上只有一样东西具有自足的价值,那就是智慧。他所说的智慧,实际上是指一种从事自由思考并且享受其乐趣的能力,这就透露了他的理性立场背后蕴涵着的人文关切,他真正捍卫的是个人的精神自由。所以,倘若科学成为功利、民主成为教条,他同样会感到智慧受辱,并起而反对。”因此,王小波的“基本主张不是反对一切偏见,而是反对任何一种哪怕是真理的意见自命惟一的真理,企图一统天下”,即使它是来自“民间”。与有人把王小波理解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者相比,周国平的看法其实更加接近王小波的真实面貌。

    鉴于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进程往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自以为高人一等,再听听周国平的如下意见并非多余:“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精英或想当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说的智者是指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们在寂寞中守护圣杯,使之不被汹涌的世俗潮流淹没。……这样的人多了,时代的精神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遗憾的是,我们拥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唤者、精神呐喊者和文化讨论者,少的是宗教、哲学、艺术上的真信徒甚至真虚无主义者。”(《救世和自救》)

    这些意见,令人深长思之,足以引起有悟性的文化人的反躬自省。

                            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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