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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陈坪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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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人文学科研究。A型血,思维具有内省力而生性散漫超脱,渴望我行我素、不受俗见的约束。喜欢与有生活情趣的真性情人坦诚相处。持人生大于职业的偏见,故能认真投入地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遇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很容易就自满自足的庸人愚者,避之唯恐不速。讨厌为人处世中的装腔作势和一本正经,尤其厌恶热衷于攀援权势、争名逐利的市侩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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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为何要贬王小波  

2008-01-01 10:06:07|  分类: 王小波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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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坪

 

 事情还要从一年以前说起。

 当时,余杰先后在几处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文中,他摆出审判者的姿态,指责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躲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躲避直截了当的、‘事前无法计算效果’的抗议”,并拿“文革”中的那代读书人作例子,责难他们在他本人尚未诞生的年代里为了活命,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犯了不可饶恕的沉默之罪;进而点出钱钟书和王小波作靶子,说他们对人生、历史和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并把这两位与周作人这样有历史污点的人物归为一类。

 新年伊始,余杰又将此文和经过选择的有关“讨论”作为“附录”收入了他的结集:《想飞的翅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我注意到,这个“附录”中收有一封钱理群先生批评余杰的来信和一封余杰对钱理群先生批评的复信。在给钱理群先生的复信中,余杰不仅在一些最基本的看法上坚持原先的观点,而且进一步宣称:面对百年来的中国血腥史人人有罪。

    复信中,余杰对王小波的贬抑也有了新的发挥。后者的文字,由于没有“道德英雄”那种壮怀激烈、专横霸道、“全无敌”的风格,所以在前者看来“不是‘睿智’,而是‘疲惫’”。余杰断言,王小波“已然没有办法进行一种流畅的、明快的、我笔写我口的写作”,行文“扭曲”,而“扭曲决不是真正的美”。这似乎是一种暗示:只有他那种赤裸裸硬梆梆直挺挺、说话不留余地、有压倒一切的气势、因而也最适宜用来“明辨是非”的文字,才是当代中国最理想的散文范本——这倒真应了王小波的一句话:“越是傻子越敢叫唤”了。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打着王小波再世的招牌面世的余杰,为什么会在他成名后一再地贬王小波呢?

    解释这个问题不算太难。还是让我们看看余杰近年来在文化论坛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吧。

    一段时期以来,少数读书人从过时的西方思想库存中寻找依据,赋予了“知识分子”概念以某种特殊的含义;他们渴望重新开辟一个广场,以便能从被放逐的边缘返回权力的中心,出演振臂一呼、万人瞩目的斗士角色。面对绝大多数读书人对自身价值的理性的自我定位和经过调试后获致的平和从容的心态,他们觉得有如置身于叛徒、侏儒和人渣之间,心中充满了轻蔑之情。对自身道德状态的巅峰感觉使这些读书人自认为是洞悉历史和未来的先知,是负有特殊使命的精英;不仅是“独一无二”的真理的发现者和拥有者,还是这一“神圣”真理的当然宣讲人。经过这种自我圣化式的加冕,他们的自我膨胀也渐趋极致,认为自己负有指引社会前行的责任,有权在道德上训导日益堕落的世人。凭借着子虚乌有的“道德优势”,他们热衷于在道德评判的领域中驰骋,文章里也充斥着居高临下肆意指责、批判甚至诋毁他人的敌意和热情——借用崔卫平女士的话说,就是装扮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摆出一种“最先跃入未来的姿势”,“想要纵身跃到历史的背上”,“学着用强权者的那种天衣无缝的必然性即强词夺理的方式来说话”,要“压倒别人、压倒多数或少数、压倒一切。脸上总有着那种斗鸡般的表情,向着弱者寻衅”。

    余杰,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被圈中人和某些读者的怂恿和无节制的喝彩冲昏了头脑后,这个文弱的书生开始对自己所具有的道德水平有了一种为常人难以理解的自信: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了。要按一己的设想改造“不争气”的中国知识分子、匡正他想象中绵延不绝的人文颓风、做世人的精神导师和道德教主,就要站出来“明辨是非”;这样才能用“无可辩驳的口吻”,发出“纯粹道德的声音”,以掠尽人间风采。

    但是,自文化论坛出现过王小波这个异数后,再想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专家就有了相当的难度。

  为什么?因为王小波的许多文化随笔,对一切已有或将要特意摆出的“神圣”姿态和言论都具有一种解构和颠覆作用。他提醒我们要警惕“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警惕那些想当哲人王并给世人带来一套“新的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的人。这对那些自我感觉良好、自信有资格在社会伦理领域里论是说非、教训别人的人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王小波杂文的社会责任感不是借助信仰、勇气和激情作基础,以‘明辨是非’的强拗对立或对抗来显示自身的存在,而是以极富张力的洞察性的智慧和极度从容、意趣奇崛的幽默做武器来瓦解‘一切’威胁个人自由、有辱人性尊严的假恶丑的东西,使其显得是那么荒谬可笑和无地自容来得以体现。它不是伦理上的‘庄严肃穆’,而是心智上的游刃有余。有了这种心智的存在,那些极力想扮演时代精英形象的人物应该会有一丝不太自在的感觉,应该会因其预期的庄重之舞台效果突然向滑稽可笑逆转而品尝到什么是尴尬的滋味。”(《我看王小波》)在他最重要的杂文自选集《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王小波开宗明义,表示了他对那种“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结果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的“浅薄之辈、狂妄之辈”的不以为然。他的随笔文字,几乎篇篇都与“一语定乾坤”式的专横霸道心态和文风过不去,字里行间充满了令人开怀的冷嘲热讽;这种嘲讽常常又带有戏弄的色彩,是淋漓尽致的,也是毁灭性的(比如:“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

  在《我的精神家园》的自序中,王小波表示,在事关伦理判断的领域里他有如下的意见:

    首先要反对“愚蠢”。“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做愚蠢。”王小波解释说,“我反对愚蠢,不是反对天生就笨的人”,而是“讨厌装傻”,讨厌装傻“成为一种风气”,比如“写装傻的文章”(王小波举例说,某人在“文革”中装傻写大批判稿,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成了风云人物,想不装也不行了)。所以要反对“含有假装和弄假成真的成份”的愚蠢,这种愚蠢总是想出出风头,给自己“搞点小好处”。结果搞得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也只好装傻到底了。

    其次是反对“无趣”,即动不动就端出一副“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样子,一脸石像般的严肃(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曾调侃说:“最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仅此两条意见,就像是专为今天的余杰准备的,好像王小波生前有所预感。

    余杰在极端的情绪和极其悲壮的戏剧化情结的驱迫下,为日益高涨的道德激情和即将决堤的愤怒感所控制,常常表现出一种“语言的疯狂”。这也是他异于常人的地方。在无需为个人的身家性命担忧的社会环境中,余杰干脆以想象的方式来体验自己内心那种渴望成为反暴政的喋血英烈的暴烈情感。他笔下的文字,也越来越具有丧心病狂的特点。如借书评《杀,还是不杀》(见《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余杰热血沸腾地歌赞清末民初的暗杀活动,歌赞“一代有志青年”为自由和民主的实现选择了“学而优则杀”的壮举。对“后世庸人”的理性评价态度他满怀鄙夷,竟激愤难平到“直想往这些家伙的脸上吐一口唾沫”的地步。像这样来“激扬文字”,实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哀叹的是,在其同代人中再也找不到这种“英勇献身”的激情了:“从世纪之初走到世纪之末,一个民族的生命力竟然蜕化到了如此地步?”其心态活脱一个弄错了时代的昔日狂徒。

    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一封信里曾就文化生活中激情与肉麻的关系写道:中国的文化阶层闲散得太厉害了,所以程度不同地喜欢肉麻的东西;而一个人激情澎湃、情绪难以自控时做下的事情(也包括写下的文字),没准儿就肉麻得很呢。在《极端体验》一文中,王小波对某些活腻了的秉性特殊之人出于对寻常生活的厌烦不免有些“惊世骇俗的嗜好”还有着阴损刻毒的嘲弄。他说:“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饱了比饿着好,健康比有病好,站在粪桶外比跳进去好。……近二十年来,我们过着太平日子,好比呼吸到了一点新鲜空气,没理由再把我们栽进臭屎里。我是中国的国民,我对这个国家的希望就是:希望这里永远是太平岁月。不管海外的学人怎么说我们庸俗,丧失了左派的锐气,我这个见解终不肯改。……我们没有极端体验的瘾,别来折腾我们。真正有这种瘾的人,何妨像李赤先生那样,自己一头扎向屎坑。”这种建议对活得不耐烦的人也是适用的。

    王小波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就在于以理服人,所以他们最怕碰到“某种偏激之见主宰了理性”的年代,最怕遭遇对一己尊奉的价值观或信仰充满激情的狂信之徒。因为狂信之徒蛮不讲理,执拗地要按自己的想法去改造世界、整治和“修理”别人。对那些好以“社会责任感”自圣、专司替天行道角色的人,王小波的嘲讽是辛辣的。他说:“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古怪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想当牧师、想当神学家,还想当上帝(中国话不叫上帝,叫‘圣人’)。”王小波对打着“精神纯洁”的幌子抢占道德领域的制高点,动辄以权力话语声讨、审判甚至搞臭他人的做法很反感,称之为“把屎橛子劈面掷去”的战术。他说:“想当年,像姚文元之类的思想流氓拿阶级斗争当棍子,打死打伤了无数人。现在有人又在造一根漂亮的棍子。它实在太漂亮了,简直是完美无缺。我怀疑除了落进思想流氓手中变成一种凶器之外,它还能有什么用场。鉴于有这种危险,我建议大家都不要做上帝梦,也别做圣人梦,以免头上鲜血淋漓。”他还挖苦说,中国的话语圈子向来有“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的传统。何为“总想交税的强迫症”?就是“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做秀惯了,很自觉,即使没人逼迫,也总想说些“应该”说的、同时又很“正确”很“凛然”的话——往往也就是那些颇有市场卖点的自欺欺的大话、空话和假话(这简直是在给余杰这类人画像)。在一片期待的喝彩声中,为了不负众望,更持久地吸引公众的目光,表演者只好在表演上使自己扮演的角色定型化,并使出浑身解数,变本加厉地推向极端了——这一点,余杰在致钱理群先生的信里也有所省察。但他意识到,“没有一条回头路是走得通的。”(《想飞的翅膀》第95页)——居高难下,装傻也只能一装到底了。

    据说余杰新近又写了一篇《我们有罪,我们忏悔》的文章,我还没有读到。不过依我看,余杰要表示忏悔的虔诚可以,但不能像在致钱理群先生的回信中那样文过饰非,专门检讨一些“不足以与外人道也”的鸡毛蒜皮类的小事。既然余杰从原则上知道,只能“自己追求做圣人……但切勿以圣人的标准去批评芸芸众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自己尚未成为圣人的时候,就开始用圣人的语气来刻薄地嘲讽世俗的世界。这是他们最大的毛病之一”。(《说,还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那他在《昆德拉与哈维尔》一文中苛求别人就“罪人”和“圣人”这黑白两项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自己却轻描淡写走过场,说得过去吗?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论如何,余杰证明自己言行一致的机会总还是有的,就看他诚不诚心去身体力行。何必动辄圣言涛涛,止于书斋里的自激?王小波在一篇文章中谈过布鲁塞尔的某个厕所,四壁写满了“祈使句式”,其中不乏血气方刚的“呼吁”;但王小波对只是坐在马桶上表态究竟有无效力表示怀疑。有人一边拉屎橛子一边“抒豪情”,留下一条标语:“解放萨尔瓦多”。又有人在它后面批了一句:要解放,就回去战斗吧。王小波的感想是:“做成一件事,需要比呼吁更大的勇气和努力。要是你有这些勇气和精力,不妨动手去做。要是没这份勇气和精力,不如闭上嘴,省点唾沫,使厕所的墙壁保持清洁。”如此引证王小波算是很客气了。自称王小波的作品“几乎全部认真读过”的余杰,怎么就忘了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一文中还说过一句很损的话,叫做“自己屙屎自己吃”呢?

    可见,在王小波身后,再要踊跃出演这种讨人嫌的角色还真得有点恬不知耻的劲头才行。王小波似乎也料到在他身后要出现余杰式的人物,所以许多话都有针对性,好像条条都是为其粉墨登场而作的备忘录,令人不能不佩服他文字的覆盖性和生命力。余杰想要脱颖而出,就跳不出王小波的手心。这是很让不苟言笑、善作义正辞严状的余杰烦恼的。王小波认为,反讽“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而余杰则深知王小波反讽的威力,称它为“双刃剑”,尤其是当他装神弄鬼欲罢不能时。余杰辩解说:“我不是特别喜欢王小波的文字,原因也就在这里。他的反讽对自我的颠覆太厉害了。”(《想飞的翅膀》第73页)看来,要以圣人的面孔出现,就要扳倒对一开口就如老虎凳般的“严肃”进行解构的王小波。

  这就是余杰竭力要贬王小波的原因。

                                                 2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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