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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陈坪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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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人文学科研究。A型血,思维具有内省力而生性散漫超脱,渴望我行我素、不受俗见的约束。喜欢与有生活情趣的真性情人坦诚相处。持人生大于职业的偏见,故能认真投入地做自己真心喜欢的事。遇不求甚解、浅尝辄止、很容易就自满自足的庸人愚者,避之唯恐不速。讨厌为人处世中的装腔作势和一本正经,尤其厌恶热衷于攀援权势、争名逐利的市侩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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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波:寂寞身后事  

2008-01-01 10:12:37|  分类: 王小波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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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坪   

 

  若要举出命途乖谬的中国当代作家,我想非王小波莫属了。作为小说家,他生前是很寂寞的。因为他的小说能欣赏的人不多,事实上也难以发表。多亏他后来写了不少运思行文均独树一帜的妙趣横生的杂文,才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和读兴,以至于常登载他文章的报刊也沾了他的光销路见好。不料正当他的文名如日中天之际,却突然病逝家中,真令人唏嘘痛惜。文化人的可悲,在于其真正的价值要到死后才可能被人正视;更可悲的是,要靠死掉方能走红。一时间,炒作王小波的纪念文章营造出一种特别“庄严肃穆”的气氛。就在这种“神圣”的谈论中,王小波俨然成了某一特殊营垒特别推崇的“斗士”表率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楷模。也许是出于对这种“神龛化”的拔高极度的不满,1997年12月13日的《文艺报》2版上有篇文章反其道而行之,干脆把水彻底搅浑,说王小波“消解着一切的严肃和崇高”、“满纸大粪”,低级下流,是“又一个立足边缘攻击中心的无赖式人物”(“又一个”可能是针对前两年为正人君子恨之入骨的王朔而言)。

    读过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自序》、《论战与道德》等文章的读者会发现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着力在伦理领域中“明辨是非”。“明辨是非”的结果,自然就有好到极点和坏到极致两种道德判断。后者属于棒杀式的判断,本不值得认真对待,王小波生前也是不屑一顾的;他对评人论事总是先从道德立场出发又一向持嘲弄态度。在《奸近杀》一文中,王小波写道:20年前,巴黎歌剧院来北京演《茶花女》,“有些观众说:这个茶花女是个妓女啊!男主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玛格丽特和阿芒,两个凑起来,正好是一对卖淫嫖娼人员!”上边“唱来唱去,底下看见了什么?卖淫嫖娼人员!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我总觉得中国的观众应该有点长进——谁知还是没有长进。”接着又讲了儿时的伙伴、一个道德上敏感度很高的“傻人”的故事:这人热衷于惩处作奸犯科的公鸡,最后闹到一看到影片上的男女接吻就要扔石头的地步。“这个例子说明,太古板的人没法欣赏文艺作品,他能干的事只是扰乱别人……”可见,聪明人王小波已经将针对他作品可能发出的道德方面的非难预先作了设定:后来者未必居上——因为你超不出上述的反应模式。而捧杀,也为王小波所深恶痛绝。他在《我的精神家园·自序》中说,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被提倡”,那“就不如不活”——可问题是不能保证一个人死后就一定不被“提倡”,总会有人热衷于向我们大家做些“提倡”赞颂之事的,何况是对令人心仪的死者。

    幸亏王小波的作品还在,能让喜爱他文章和小说的读者再三咀嚼品味;也正因为如此,他活着时所说的如“屎橛子劈面掷去”的道德方面的非难已无法伤及他半根毫毛。倒是看似抬高、实际上却使王小波的形象贫乏化、走形化的努力引起了读书人的议论。把一个曾经活生生地存在过的复杂的人简单化和类型化,为的是制作出可供大力推广的理想人生的范本。这种搞法是典型的国粹。《随笔》今年头一期,李国文有篇题为《说谥》的文章,就调侃了这种心理积习:“谥,其实即盖棺论定,是中国文化人最爱做的一件事。”只是在“悼亡的大合唱”中,“一大批追念缅怀,回忆畅叙,浮想联翩,分不清真假虚实的文章”里那种“近乎大甩卖式的叫好、誉扬、褒奖、溢美”的热情甚是可疑。此“不甘落后”之举,未尝没有一点“借溢美有名死人的机会,顺便突出一下自己”的意思,正所谓:“名人一骑黄鹤去,此地必有文章来。”“然而国人好形而上,喜绝对化,爱矫枉过正的脾性,弄得这种呜乎尚飨的文字,常常写得有过之无不及,而效果却适得其反,令人啼笑皆非的。”陈村也在同一期《随笔》上专文谈到王小波,对死者生前被评论家忽视、死后却被人大力宣传和提倡的情况颇有微词:“经验告诉我们,被人评得不伦不类,倒不如无声无息的好。”这类文章中,还要算王蒙的行文最逗。他在今年第一期《读书》上,以《难得明白》为题专谈王小波,有些纯属借题发挥。王蒙说王小波提倡好好地用智,“再不要以愚昧糊涂蛮不讲理为荣,不要以聪明文明明白为耻了!看到这样的话蒙都想哭!”从这些段落里,读者可以感到王蒙在为自己思维的复杂性辩护:复杂是用智的结果,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王蒙分明是对从“精神的纯洁性”之类的道德角度对他进行价值判断的批评反唇相讥:思维的简单化连同其所谓的“道德优势”并非是多么值得自傲的本钱;要是知人论世还与20岁的年青人一样,我这几十年岂不白活了?!王蒙欣赏王小波超常的心智能力,觉得“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人明明被他批驳了也还在若无其事地夸他”是蛮有趣的;欣赏王小波立论的理性和行文的从容,“不用发功,不用念咒,不用做秀表演豪迈悲壮孤独一个人与全世界全中国血战到底”;欣赏他在针砭时弊时不取知识分子高人一等的意识,如此等等。反正在他看来,王小波不是可供推销的精神楷模,因为后者“完全达不到坐如钟立如松五讲四美的规范与我乃精英也的酸溜溜风采”。

    其实,无论是贬低还是拔高,都是过分道德化的反应,与我们能否恰当地理解和正确评价一个逝去的作家毫无关系。要理解和评价一个作家,最起码的要求是能读懂他的作品,从中领悟其内在的精神实质。我这样说,并非认为读者一概不能从作家那里得到伦理方面的教益。事实上,王小波本人也并非一般地反对介入社会伦理的领域,但他说在这个领域首先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的是“愚蠢”:

    “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而对其他的人和事妄加价值评判(无论好坏)的思维方式在王小波看来就是愚蠢。

    其次,王小波反对的是“无趣”,即那种“庄严肃穆的假正经”,即便它关涉到的是所谓的“道德理想”。无趣也是指倡导千人一面、按统一的模式生活和作出反应。王小波提醒我们,缺乏平常心,凡事过于正经其事,总觉得自己赋有使命在替天行道,“把自己的动机神圣化;然后把自己的作品神圣化,最后把自己也神圣化”,“像天兄下凡时的杨秀清”,是会“弄假成真”的。一旦“装傻”“成为一种风气”,就不免有“头上鲜血淋漓”的一天,好在这方面的殷鉴不远。

    可惜,王小波这些话大都如过驴耳之秋风,能注意到并真正听懂的人不多。

                             1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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